“幸福就是爱。就这么简单。”
—— 乔治·瓦兰特（George Vaillant），格兰特研究项目主任
1938年，阿利·伯克教授感到自己受够了。不管按哪种标准看，他都取得了成功：他是一名哈佛大学的教授，是学生健康中心的负责人，他的研究项目包括把奥林匹克运动员捆到跑步机上。如果他的人生还不算成功，什么才算？
问题在于，伯克教授觉得他的研究缺乏意义。他花了二十年研究血液的化学性质，虽然他在这一领域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学者，他却并不感到满足。当他和几百名学生聊过大学后的计划、梦想、恐惧后，他想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如何过上成功而快乐的一生？
就这样，伯克教授决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人的一生。在资助者W·T·格兰特的帮助下，伯克为自己的实验招募了268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他的目标是跟着这些人走过大学，婚姻，退休，直到他们的死亡。每隔几年，伯克的团队会追踪这些实验对象的健康状况，快乐程度和人际关系。
在实验初期，两个学生得到了研究团队的注意：奥立弗·赫姆斯和阿葛农·杨。
在第一次面试赫姆斯的时候，伯克就感到这是一个注定会成功的人。赫姆斯成长于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从小就上各种音乐课，有私人老师，和爱他的父母。在采访赫姆斯的母亲时，她评价自己的儿子“善于合作，有同理心… 而且富有幽默感”。
当赫姆斯进入大学时，他可以说是集美丽和才华于一身。他个子高挑，英俊，是辩论队的一员。他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和良好的家庭，也有清晰的下颚线条和明朗的未来。
几周后，团队发现了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阿葛农·杨。他的名字听上去就像王尔德作品里的人物，天生注定伟大。和赫姆斯一样，杨也成长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母亲后来描述“两岁的时候，杨就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在268个实验对象中，杨得到了智力和心理健康的双重最高分。
伯克标记了那些他认为会在未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学生。一开始，他深信赫姆斯和杨都会在人生路上越走越顺利。
但随着这对天之骄子的年龄渐渐增长，他们的人生出现了分歧。赫姆斯进入了法学院，结婚后搬到了离父母更近的地方居住。在职场上，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成为了马萨诸塞州的法官，用空余时间指导年轻的律师们，直到古稀之年仍在工作。他最后的项目是对全州法律系统的改造。
但比工作简历更耀眼的是赫姆斯的人际关系。85岁的时候，赫姆斯依然为他的太太写情诗，而她则为他创作画像。当被问及他有哪些亲密朋友时，他给出了六个人的名字。即使他的幽默感也没有被时间抹去。当被问到前列腺健康时，他风趣地回答，“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医生觉得它太大了。”
杨的故事则截然不同。一开始，他有着和赫姆斯一样，甚至更大的潜力。但随着大学时光的继续，他的人际关系渐渐弱化了。大三的时候，杨得知自己的父亲被诊断为抑郁症，失去了工作。为了支持他的家庭，他从哈佛退学，去了一家工厂工作。研究团队为他的未来感到忧心，毕竟退学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但他们相信不久之后，这个年轻人还会回到校园。
杨的父亲最终从抑郁症中走出来，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但杨的个性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学校里，他曾经外向而受欢迎，但在之后的四十年里，他逐渐远离了朋友。49岁的时候，他生活的重心是宠物。51岁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去世了，且再也没有被取代。杨去世于66岁。实验将参与者的“身后成功”分成十个等级，杨的得分是零。
大学后的成功
格兰特实验对赫姆斯，杨和200多名实验对象的人生追踪了七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这些人毕业，结婚，经历了二战。其中的一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四个实验对象竞选了国会，其中一个，JF肯尼迪，成为了美国总统。其他人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许多人英年早逝，离婚，酗酒。
每两年，格兰特实验的负责人及其团队会联系实验对象。研究员们去到实验对象的家中，询问他们过去几年的情况。问题从“你的健康状况如何？”到“你多久有一次性生活？”
当实验对象进入耄耋之年时，格兰特实验的第三任负责人，乔治·弗兰特，终于有了观察他们完整一生的机会。他研究了从大学到去世之间几十年来的记录。20世纪三十年代的实验初期，伯克教授曾根据研究对象的财富，智力，体力对他们的未来进行预测。但大半个世纪后，弗兰特惊讶地发现，这些预测的准确性比随机抛硬币好不了多少。
于是弗兰特继续研究：究竟哪些因素会导致长寿，快乐和职业成功？十年之后，他的研究以一个简单的结果告终：人际关系比其他一切因素都更重要。
用弗兰特的话来说，“成功变老的关键，是构建社交网络的能力，而非智力上的出色或上一辈的阶级。”在几十年的实验里，那些有着强人际关系的实验对象更健康，更快乐，也更长寿。
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回溯时间，和那些刚刚参加实验的大二学生聊天。知道了实验的结果，你一定会告诉他们要花更多时间在朋友，家人和身边的人上。
70年之后，当今大学生的人生和当年伯克教授的实验对象依然充满相似之处。虽然如此，我们作为学生，却从未在学校里得到这类教育。我们学会了线性代数，能写论文，甚至可以读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但对于成功和幸福人生的秘诀，却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这些作者们，想要去了解，那些最成功的格兰特实验对象们做对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十几名哈佛大学的在校生作为比较。我们关注校园里的人际关系。那些最优秀的学生是如何找到朋友，导师，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的？
我们的研究最终带来了这本书：《Your Relationship GPA》。我们发现了一个也许不是那么令人震惊的答案：大学生们的关注点往往是错的。在哈佛，证据无处不在：学生们一个人吃饭，对于“你最近怎么样”草草回答，为了个人成功不惜牺牲朋友关系。
当然，格兰特实验对大学生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在当年的环境下，所有的实验对象都是白人，男性，哈佛学生，这显然不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但当我们打开其他对当代学生的研究，不难发现，格兰特实验的发现不是偶然，而是规律。无论是针对公立大学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还是对非裔美国籍学生的研究，学者们都发现人际关系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健康，甚至学业上的成功。无论你是谁，人际关系都定义着你的大学生活。
不幸的是，大学四年的结构让学生们很难专注于人际关系的打造。学生们竞争着GPA，因为这是最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维度。学者们称之为“衡量的诅咒”—— 人们总是最大化那些可以明确衡量的东西，即使这样做未必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人们拼命工作挣钱，即使无数证据显示金钱不能保证快乐。这个理论虽然指的是财富，但对于GPA来说也成立。学生们拼命争取更好的绩点，因为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分数的上下和跟他人的比较。
但，如果我们衡量的东西是错的呢？
真正重要的技能
心理学家丹尼尔·格曼（Daniel Goleman）曾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情商》里指出，在一定的智商之上，情商对于成功的影响更大。当一个大学生的智商和平均值之间只差一个标准差时，高几分的智商对长期成功来说几乎没有影响。
谷歌在几年前发现，大学毕业两年后，GPA就不能再预测出谁是更好的员工。谷歌的人力资源总监说，“我们做了一系列分析，发现大学的成绩对工作前两年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对剩下的职业生涯毫无影响。”
当然，你的成绩和工资是重要的。虽然它们是最容易衡量和比较的指标，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更注重和他人的关系，也许会在成功和快乐人生上受益更多 —— 因此我们创造了“人际关系GPA”的概念。
从很多层面来说，寻找更有意义的衡量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讨论。我们都在外界给予的目标和对自我的追求中寻找平衡。大卫·布鲁克斯，《Road to Character》的作者曾把这两种追求分别命名为“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 前者是职场成功所需的技能，后者是人们在你的葬礼上对你的评价，你是否善良、勇敢、诚实，你是否有爱人与被爱的能力？
就如布鲁克斯对“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的区分一样，我们也想区分你的学业GPA和人际关系GPA。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不是相互替代的竞争关系。正如格兰特实验证明的，外部成功和人际关系的成功不是二元选择；恰恰相反，那些最善于和身边人建立联系的学生们，往往也在人生中取得了最大的职业成功。
你要如何成为这些学生中的一员？我们发现，赫姆斯和杨的区别可以总结为五种人际关系的核心技能。从分享脆弱到主动出击，学会这些技能可以让你在大学校园和今后的人生中取得成功和快乐。
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当人们进入新的环境时，最容易形成新的习惯。告别了过去十八年的束缚，大学生有宝贵的机会去重塑自己。我要怎样对待身边的人？我会为了朋友牺牲自己吗？我希望葬礼上大家如何评价我？再也没有比大学生涯更适合考虑这些问题的时机。
哈佛大学的使命是“教育社会的公民和公民领导者”。但从不会有一堂课去教你如何当一个合格的朋友。在这一点上，全世界多数的高等学府都一样。如果我们想习得更强的人际关系能力，我们只能靠自己。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重要的问题：哪些习惯最需要被培养？为了解锁大学成功的奥秘，让我们先回到一个童年故事。这是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灰姑娘辛德瑞拉的手中，有着能让我们得到更高的人际关系GPA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