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大，是我发现，好人未必有好报。
我外公曾经是当地最大的织布企业老板的贵公子。小时候，外公带着我去城区最繁华的地方散步，路边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远远见到外公走过来，都赶紧站起来打招呼，恭敬地喊一声“四爷好”。过去，整个闹市区都曾是他们家的产业。
故事的结局是标准的中国式家族故事。到2015年临终前，我外公名下没有房产，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个舅舅都没有上过学，迄今仍然在社会底层挣扎。
为了体面与善良，他一辈子都在付出代价。长大后，觉得家里收养的几个流浪儿可怜，主动把家产分给了几个哥哥们，自己去做光荣的人民教师，接着被彻底打倒。
在农村，在家长的谩骂与皮鞭中，在乡村旱厕里被殴打、晕倒、吐血，挣扎着爬出来，去地里找点儿吃的再带回家养活娃娃们。
就这么终于活到了80年代，和朋友创业做了一个灯具厂，几年苦心经营后初具规模，还成了亚运会的供货商之一。
1989年春天，外公害怕企业做大了惹出问题，主动找当地政府，提出派干部来参与企业管理。参与着参与着，我外公和朋友双双失业了，企业真成了国有。
就连医保卡，也被参与企业管理的干部家亲戚，冒名顶替领了很多年。
我幼时与外公相依为命。目睹他如何在复杂局面之中，为了自己以为的善良和单纯，终于使自己进入无可选择的绝望之中。
小学时遇到过一个班主任，对孩子喜欢动辄怒骂殴打。我外公到学校给我送书包，遇上班主任在打骂，看不下去，劝说几句，结果班主任记恨在心，于是，我作为全班最矮的男生，却始终被要求坐在最后一排的最边角。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动辄得咎，成了班主任的出气筒。我从好学生一度堕落成全校闻名的差生，也始于这一年。
为这些不合时宜的选择，母亲数落了外公很多次。我外公95岁时，我从北京回家看望他，正遇到母亲在数落他，要把全家的厄运都归咎于他的懦弱、他的愚蠢、他的老好人，甚至要把我深陷高利贷债务而远走他乡的表哥，都算在他一生的罪过里。
我不敢插话，偷偷看他。他沉默，嘴角紧紧抿着。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外公已不再说什么了，整日沉默。他的朋友们都已不在，敌人也是。只有我回家的几天里，他会找我聊天，但说来说去，只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少熬夜、多运动，第二件事，是不要贪心。
这一辈子，他始终坚持在自己身上反复寻找原因、寻找解脱。他从未责怪过谁。或许，他只是觉得，外界的不幸都如潮涨潮落，是命定的，如果有所波澜，都是自己心性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善良是一种能力，善良需要成本。出身优渥却不幸滑入沼泽之中的人，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在残酷的生存竞争里，善良是一种特权，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我外公一辈子活在一种错位之中。早年教育告诉他，人应当善良，这塑造了他一辈子安身立命的底层价值观，而在肮脏的年代里，善良进而成为了他在低头与泥泞中的倔强：让自己始终保持善良，成为了自己活下去的根本价值。
只是他忘记了，自己早已不再立于顶峰，而是没于人海，成为了弱者与底层。而弱者是没有资格讲善良的。在互害的循环之中，善良意味着示弱，把自己的柔软处交给凶恶的陌生人，让他人有机可乘。
善良大概率不会有好的结果，最终只能成为自己对自己的开脱与交代，变成一种宗教性的避让。
在善良从未成为制度规则的底层价值观之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成为强悍精明的好人，或者加入坏人。
我一直谨慎地选择朋友。我不够强悍，无法爱恨强烈、快意恩仇，但可以精明的选择朋友。
那些不管是因愚蠢还是贪婪而随意占小便宜的人，一旦出现过一次，我就不再允许其进入我的社交圈。在有用和无害之间，我尽量选择无害。
对于那些我来不及鉴别的人，则尽量先敬而远之，不发生任何的利益交换，哪怕因此而付出社交无能的代价。
在时代车轮碾过之前，先避免被那些貌似忠厚的同胞们踩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