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投资者来参观农场。投资人团队里有两个欧洲人和两个本地人，其中一个德国小哥是负责影响力分析的，所以问题格外多，都是针对farmer wellbeing，什么农民多久能收钱，你们收不收利息，合同长啥样等等。
我们算了下一个小农1/4英亩地可以一季挣一百多美金，他明显觉得这个数字很低。问我：这个收入考虑他们的人工成本了吗？他们的时间如果不种田去做别的工作，可以挣更多钱吗？我就笑了。我说首先这个比起他们种传统作物的收入，已经翻了几番；其次请问以本地的失业率，他们不种田去干嘛呢？我不太相信那些说 “我们要让农民走出农村去别的地方挣钱” 的公司，这里又不是中国，没有多少进城务工，几十年没发展出任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两个年轻人里一个半没工作，你拿着欧洲的基本时薪来对标本地农民的收入，是不是有点何不食肉糜（当然最后这句话我没说出来）。
德国小哥还没来得及说话，他自己的肯尼亚同事发声了，“你可以明天去问问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值多少钱，你可能会惊讶的。这么点地能挣这么多钱，农民笑也笑死啦。”
其实德国小哥是个人很不错的小伙子，教育背景好，学的就是发展经济学，毕业就在影响力投资机构，一心想着帮助第三世界的贫困人口。 我又想到了一个多月前的另一个trip，去参观肯尼亚的一个私人投资开发的经济特区（为什么是私人开发？因为政府没钱。）同去参观的都是来内罗毕暑期实习的高材生们，有哈佛和斯坦福的商学院，肯尼迪学院，也有我的麦肯锡前同事，个个自带光环。
这个特区Tatu City我在麦肯锡做政府项目的时候就打过交道，了解他们在投资期间遇到的困难，做成ppt反映给政府部委。当时作为咨询师的我，并不大在乎人家的实际问题，甚至还颇有“你不要抱怨那么多我耳朵都要听出老茧了”的感觉。
这次去实地参观，因为有了在本地创业的经验，我觉得这帮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从07年拿到地，十多年来经历的各种艰辛，自己修路通电通水（政府啥也不管），渐渐打造出工业区，住宅区，真的改变了这个区域的面貌。虽然换了在中国，这些工程最多两三年就可以搞定，但在非洲实地经营的挑战何止百倍千倍。从咨询师到创业者，带着新的认知和角度去观察，我心里只有对做实业的人的崇拜。
于是等到Q&A的环节，我听到MBA和MPA们纷纷问出 “你们这个项目有没有导致本地居民搬迁？会对本地community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这样的问题，我心里只能大翻白眼。是不是现在的高等教育除了政治正确和少数族裔的平权什么都不教了？
其实并不是这些问题不能被回答。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农项目还是这个特区，都做了很多帮助本地社区的工作，也可以在影响力投资机构的打分体系下拿到高分。
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些本可以踏实做事的精英年轻人，选择了站在三万英尺的高度来看这个他们不懂的世界。站在地上的人，会问出一万个跟群众的实际生活更相关的问题（比如真正的农业技术，比如市场）；站在高空的人，沾沾自喜自己问的问题有多么高瞻远瞩，对人民群众多么有帮助，却不知道自己和农民的真实生活之间大概差了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这些政治正确有余而实际操作性不足的视角，似乎占领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导致了一波波创业者们带着永远不赚钱的idea去讲一个个拯救世界的故事，因为只要有ESG，有women and youth，有bottom of the pyramid，就可以拿到钱。我周末去参加了一个donor conference，每个人在讨论小农农业的时候都带着non-profit的视角，只有我说：难道我们做农业就不应该赚钱？种地种的好明明利润率很高啊。我就是想做一个赚钱的小农项目！
创业越久，越觉得想要intellectually poke holes容易（咨询师的工作），想要operationally get something done却很难（创业者的工作）。我appreciate那些明明有智识上的能力去做前者，却愿意踏实做好后者的人。
我们需要更多愿意从三万英尺着陆的人。